1946年9月的一个雨夜，大杨湖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整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，负伤后躺在解放区群众的担架上，一声不响。他一直想不通：为什么自己全副美式装备的整三师，被装备低劣的“土八路”给打败了呢？

经过大半夜的颠簸，到了解放军后方驻地。驻地工作人员挽留奔波了半夜的民工：“雨天路滑，夜里赶路容易摔跤，休息一下，天亮再归队吧。”

一位民工说：“同志们牺牲流血，为咱打了大胜仗，咱还怕路滑摔跤吗？”

另一位说：“我苦了一辈子，共产党来了，才翻身过两天好日子，老蒋还想叫我儿子、孙子再苦一辈子，我不和他拼老命还等啥？”

几个人急匆匆喝了碗水，奔着枪炮响起的方向，消失在茫茫黑夜中。

赵锡田听着民工的对话，望着驻地来来往往的群众和奔流不息的运粮车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

赵锡田一直纳闷：共军不抓壮丁，为什么一直兵源充足、战勤充实？

赵锡田可能不知道，他的王牌整三师的官兵对老百姓干了些什么。

1946年，战地记者陈勇进在《前线目击记》中记下了这样一个细节：9月4日，大杨湖战役中，杨勇将军的部队驻东大张村休息。记者绕村一周，没见到一个老百姓。但村头战士牵着群众的两只羊在吃草，伙房的同志将剩下的饭汤喂给猪圈里的猪，母鸡下蛋后咯咯地叫个不休，公鸡伸长了脖子在叫午。二营六连的战士在梨树下挖工事，树上的大鸭梨已经熟透，战士没有一个去吃的。枣树上累累红枣同样没有一人动。菜园子里的大葱、白菜茂盛地长着，房东的石榴树上火红的石榴笑得咧着嘴。

当天下午，赵锡田整三师的军队退出了离东大张村三里远的西大张村，记者随部队到了西大张，同样绕村看了一周：村里鸡没见到一只，只看到鸡毛在地上飞舞，一只大绵羊还没杀完就丢在那里。一个中年妇女蹲在地上不敢抬头，身边的老大娘说她被蒋军强奸了。

这样的军队和打了8年仗被赶跑的日军有什么区别？

赵锡田更不知道，大杨湖战前，短短两周内，冀鲁豫五分区就有156650名翻身农民踊跃报名参加前线战勤工作。战役中，支前民工出动担架17000余副，大车5000余辆，连齐滨县的县长李荣村都亲自到战场抬担架。

谁是敌人，谁是子弟兵，拥护谁，反对谁，老百姓心中自然有杆秤。

1946年9月1日的晋冀鲁豫《人民日报》刊布了冀鲁豫行署抚偿参战受损民兵群众的训令，要求各专、县、市政府：参战民兵与担架民众，在战斗与行途中负伤与死亡者，应即予抚恤，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干部须亲到他们家中进行慰问，同时召开追悼会，以示悼念，除伤者予以治疗外（药费由政府报销），还应号召群众予以慰劳慰问。牺牲及残废者其家属均按军属（地方军）优待。为支援前线出差服役之牲畜死亡、车辆因战争损毁者，由政府根据当地市价（原则上不让群众吃亏）迅速赔偿，不得延误。

这与国民党军拉壮丁、杀牛羊、抢粮食形成鲜明对比。

几天后，刘伯承、邓小平宴请赵锡田。赵锡田感慨道：“几天来的见闻我深有感触，我们不仅败给了贵军，更是败给了老百姓啊！”

邓小平一再告诫：老百姓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，如果我们不能维护老百姓的利益，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走呢？

认准了跟共产党走的老百姓，不惜牺牲一切来支援共产党的军队。人民把支援共产党的军队当作天职，要人有人，要粮有粮，节衣缩食，一切为了前线。

1946年7月至1948年8月，冀鲁豫全区担负战勤任务的总人口为726.39万人，大牲畜37.48万头，大车18.49万辆。两年共经历25次重大战役，民力负担折工计6517.67万次，畜力折工总计658万个，平均每个壮年出工90.4次。

有人算了一笔账：解放战争期间，仅在鲁西地区，定陶战役、巨野战役、鄄南战役、滑县战役、巨金鱼战役、豫北战役、鲁西南战役7场战役下来，歼敌16.99万人，动用人工3988万个，平均每歼灭一个敌人需要人民出工235个！

这是一串伟大的数字，其中没有留下一个人的名字，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：老百姓。

正是这些老百姓，一圈又一圈，汗珠掉在地上摔八瓣，碾米磨面；一袋又一袋，用车推、肩挑、人背，将粮食送到前线；一次又一次，穿过枪林弹雨，爬过沟坎泥泞，将伤员从前线救回。正是这些老百姓，东援济南，南援淮海，北援天津，在广阔的华北大地上，用坚实的肩膀、粗壮的胳臂、厚实的脚板，推着小车辗出一条胜利之路！ 

刘海鹰